今天是市西中学六十周年校庆。更正确的讲法是“命名六十周年”，因为市西中学的前身叫做“汉璧礼西童公学”，分为男校和女校。1946年改名为“市西中学”。所以虽是六十周年校庆，实际上追溯渊源也要超过百年了。饶是如此，一甲子的岁月也不年轻，足以让一个韶光年华的青年变成幕陲西山的老迈，也足以让一所学校积累、发展、拥有光荣的历史、辉煌的荣耀和一代又一代的校友。自从高中毕业，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校庆的活动。如今走在昔日的校园里，看到一群群的校友，有刚刚毕业、一脸清涩的大学生，有已经工作数年、一身正装的职业人士，有成家立业、深谙世故的中年人，也有满脸沧桑、白发染鬓的老人……如今这么多人济济一堂，我忽然感到什么才叫历史。学校就像条静静流淌的河，一年一年重复同样的事，迎来送走不同的人们，自己也渐渐变得厚重起来。
原本我是不知道这件事的，金彦最先告诉我今天有这活动，可惜到后来都没看到她。印象中每年的校庆好像是在八月份，不知为何改到了现在。不过都能够被我碰上，也算是很巧了。老黄这两天刚从日本回来，正好能赶上也算巧。老黄当初在市西的时候，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是个着迷于电脑游戏的孩子；而早在大学的时候他神奇地脱胎换骨，变成了另一个人。这其中什么样的力量起了作用，倒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还像当年那样，我和老黄住得最近，于是早上就和他最先赶到学校。
我们在人来人往的校园里走了半天，一个熟人也没碰到。学校还是老样子，除了塑胶跑道和篮球场在我们离开的那年新修了之外，其余的建筑都没什么变化。校门口的那张黑板报依然在那里，当年我为它付出了许多心血；传家楼外墙上的爬山虎依旧茂密，不知已经过了多少春夏秋冬；高二的时候我们在传家楼底楼最后一间，后面就是男厕所和小花园，这里发生过许多平常的故事，建筑的样子未改，可我的记忆已经模糊了；老的体操馆还在，那里不管是寒冬还是酷暑，都是挥汗如雨的地方；老的跑道早就不在了，可我还是忘记去看看当年洒下无数汗水的单杠和双杠——那里有我的骄傲。高三的时候我们的教室换到了好学楼，可不知怎地我的印象就是不深——已经记不清各个楼层都是什么功用了，那些日子远去太久啦……人很多，天气也闷热，我们没有一一探寻我们曾经待过的地方。也许这就不是个适合寻找旧日痕迹的日子，人们总是忙着呼朋唤友，校园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喧闹嘈杂；而大多的旧日早已不再，也没有昔日的朗朗书声和老师们各式各样抑扬顿挫的声音从一间间教室里传来。
后来我们在操场上碰到了吴斌和于秦。我去年回来的时候都见过他们一面，一年过去也没什么变化。我们来到给每一届校友分的教室，在力行楼。前面的黑板上写着“欢迎校友的”字样，后面的黑板是当期的黑板报。初中的时候我做了很长时间宣传委员专出黑板报，到了高中只做了一届，便江郎才尽了。那时候班主任提倡“班干部轮换制”，我也就顺理成章地让位给毛遂自荐的张菁。教室前面的讲台上有两个穿校服的女生，大概是每个教室都有，校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请她们帮助。我们刚到的时候教室里没什么人，两个女生各自捧着一本书在用功，教室后面的课桌上还放着两本类似当初“五星级题库”那样的参考书。这是多么似曾相识的场景，过了十年，很多东西还是那个样子，我们不禁相视一笑。我们离开教室的时候，两个女生喊我们学长再见。人一辈子会有多少种头衔呢，很多是自动加上去的。不过这称谓头一次听到，我也感到颇为新鲜。
好学楼顶层有个会议室，里面正在开大会。我们转了一圈没找到熟悉的人，便又下去了。路上遇到了高中的化学老师梁重柏。他估计都不记得我们了。不过我的化学成绩一直非常糟糕，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印象。记忆中那时候的梁老师高大挺拔，有一米九，还是个帅哥。现在一看好像没那么高，脸上也是斑斑驳驳，布满了岁月的风霜。后来又遇见了教物理的莫少岚老师。他如今已经是特级教师，人看上去也发福了不少。我对莫老师一直有恐惧心理，大约是来源于他暴躁的脾气，以及动不动就骂人的性格。高三的时候经常有考试测验，一到公布分数的时候我便会害怕地不行——成绩由高到低一个一个报分数发下来，不是尖子生考不到高分，总少不了莫老师的批评，自己也会觉得面上无光。高考前的最后一次摸底考试我的物理考了个惨不忍睹的分数，而那时候我早已心理崩溃不敢高考选择了保送了。听别人讲那次我被骂了个狗血喷头，虽然我本人没听到，从此便对他产生了心理障碍。这种障碍一直到今天还在，虽然他可能早已不记得我这个差生了。不过高人自有特殊的脾气，莫老师的水平我们都是很佩服的。
回到教室陆续又来了丁灵、王源、陈汐、吴萍、汤亮、张毅、周虞和诸磊。丁灵早上刚刚从飞机上下来，据说她是因为今天校庆特地提早了几天从英国飞回来的。王源同学很久没见到了，他是高中时候的“力王”，因为他的引体向上能做到令所有人都望尘莫及的数目。如今他在海关这个最肥的政府部门，也算是个小小的头目，前途不可限量。其他同学上次我回来都见过，大家还是老样子，不过如今一起又回到市西的教室里真是难得。后来还看见了初中的老同学赵崑、祁荣和周贤宁。赵崑的变化最大，原本白白胖胖的脸瘦了一大圈，从上到下都变得很时髦。不过感觉还是原来的那个好人缘的赵崑。我们高中的数学老师张颂芳来了。他还是当初的样子，不过现在已经是特级教师、副校长。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又逢校庆，他人看起来精气神都很足。张老师的水平很高，脾气也不错，不过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进高一前的那个暑假他在那栋现在已经不见的楼里给我们上课的情景——那时候他落下了个“张断带”的外号（不是断袖那种），那番典故不时为人津津乐道。
应晓蕾老师教我们英语，沈崇娜老师教我们语文，那时候是班主任。两位老师到现在关系还很好，不过都不在市西教书了。沈老师好像特别忙，到教室里来见了大家一面就走了。一直觉得沈老师是个很大气、很聪明也很有心计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做班主任非常民主，自由，喜欢让我们自我管理。她在高二的时候尽全力让我们这个班级没有被拆开分班，现在想来对学生是莫大的幸事。应老师一直是个和蔼的老太太，几乎从没见过她发火。后来教生物的程元英老师也来了，她现在已经是上海的中学里生物教学的招牌，水平很高。
朱元人长得黑黑的，是我们下一届的学生，也是理科班的。高中的时候好像听过他的名字，多是关于他数理化如何好之类。后来他去了清华，好像现在也在读博士。很让我惊讶的是他竟然知道我，叫得出我的名字，因为他的父亲也是警备区的，大概因此知道我吧。惭愧我只是听到他的名字才能想起来，不过好在关联的记忆还是很强大的。在清华读博士的人，少时就是人才，现在多半也是拔尖的吧。
今天是应老师的生日，陈汐一如当初在班里的角色那样，带头说要请应老师吃饭，我们自然也乐得聚聚。便定下中午在静安寺的鹭鹭酒家，就是上次我和丁灵去过的那家，感觉还不错。陈汐在楼下买了一个芝士蛋糕作生日礼物，味道很好，正是我喜欢的那种。丁灵、吴萍、汤亮各自有事，就都没去。马嘉原本同我说好晚上一起聚聚的，但现在中午大家都在，不如就一起吃顿饭了。离开的日子没剩几天，我是想多省下几天时间在家里陪父母亲。于是马嘉中午就过来。后来来的还有张姚强。说来自从高中毕业我们似乎就没见过面。高中最开始的时候我和于秦都是从初中二班过去的，在那件现在已经消失的楼的底楼小教室里，坐在张姚强和周虞的后排。原本在初中的时候感觉张姚强是个“强悍”型的人物，不过三年接触下来，发现在强悍的外表下是一个直爽、义气的人。在我高三最后直升的那段日子里我们交流很多，后来他在交大读了两年书去了香港城市大学继续学业。如今他在微创工作，号称生活在美国时间中，昼夜颠倒，很是辛苦，不过还是那么直接，大大咧咧。真是十年过去，风格依旧。马嘉看上去比我去年见他气色好一点，想来虽然依旧出差频繁，工作还算顺心，但愿他能够如愿以偿找到心中的归宿吧。这顿饭大家吃得甚欢，毕竟很多人，很多年都没得机会见面了。应老师一直是喜笑颜开的——桃李满天下的快乐，当真能让人变得年轻，应老师十年过去了，好似也没什么变化。王源最后显示出了大将之风，独自全部买单。他说是国庆单位里有这方面的配额，不用也是浪费。海关真是一个制造福利的机构，不过变相地我们的福利全来自于在座的纳税人，隐隐合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道理。
午饭之后应老师便走了。我们一干人等有一拨先去学校拿先前没去领的校庆纪念品，另一拨到附近找茶馆酒吧继续聊着。我们先去了静安寺中信泰富边上的咖啡馆坐下，这个地方还是马嘉提议的——他公司的总部就在那处，对周围自然很是熟悉。后来前一拨去学校的人回来，说是去晚了都已经没有了，很是遗憾。毕竟参加周年的校庆不容易，这种纪念也可保存很久。这家咖啡馆跟星巴克的样式类似，不过人稍少，空间也更宽敞。我一直觉得上海此类小资场所的消费是同国际接轨的，看样子大家的观念也都适应地很快。随便聊了一些，便到傍晚了，我说正好要去静安小亭看朋友，陈汐也有兴趣，正好与我同路，便一起走了。我们消失在繁华的南京西路上，那一群同学们也渐渐远去了。
“雁云歌”是静安小亭里面的一处小店面，主营各类小装饰品和很有风格的小包（广告一下，静安小亭B71，欢迎光临）。店主有三位，周筠、葛颖靓和应雁雯。三个女人一台戏，她们把这个小店面也搞得有声有色。我猜想周筠是老手了，附近的静安伊美广场也有她的店铺，当是住持大局的人；靓靓属于兼职，一边在搞她的老本行，一边不时地到这里照看一下；雯雯应当是常务老板，一直坐镇店中。可惜我来的时候只有雯雯在，不过还看到了来帮老婆忙的老板老公，人民警察沈雷同志。沈雷上次聚会的时候就没见到，大多的时候都是听到他在值班加班。说起来他只是技术警察，但人在基层，工作辛苦，很多事情由不得自己。不免将王源同沈雷比较一番，同是公务员性质的基层人员，生活有很大的不同。陈汐在店里转了一圈，她似乎对这些小本经营的东西挺感兴趣，不过也没买什么。应老板不时向我推销他们的包和首饰，果然当了自己家的人都会有些变化，这让我想起了笑笑。沈雷想要送我件店里的东西送人，我想想也算了，他们刚刚起步，小本经营不容易，若是来个熟人就这样岂不是要亏大了。不过自己开店，尽管日常打理会费些精力，若是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但求平衡，也算自由的营生。小坐一会儿，便离开了。期待下次回来这帮人都能够凑齐聚聚。有时候，只有和特定的人群，才会真正无拘无束——和他们是这一类，和大学的朋友们也是这一类。
我的生活有种越来越简单化的倾向，所谓最低主义；也许物质上满足了，追求的便是另外一方面的东西。
晚上回家吃饭。父母亲都在，又是父亲做饭，又是一桌丰盛的菜肴。想起后天这个时候便吃不到了，不由得又是一阵伤感。父母亲不说，不过那种不舍之情，都在这饭菜中了。孩子无论多大，父母亲都是想念的，尽管可能只是默默地，在心中，但那种情感更深刻，更淳久。蒙蒙的母亲李健到上海来看女儿了，她女儿在长乐路附近找了一处房子，大三开始就打算搬出来住。她母亲是个没大主见的人，尽管不愿意不放心，也由着她女儿。母亲同李健是青少年时代的战友，那种淳朴的年代练就出来的感情，当真是饱经岁月的考验，到如今也没多大变化。李健很想母亲到新居看看，也聊聊天。也正好，明天是中秋节我就不想出来，但陈峰来上海，还没陪他玩过实在说不过去，晚上母亲出去见她们母女，我便去找陈峰了。
陈峰和他哥哥在静安寺的必胜客吃饭。对面就是汉堡王(burger king)，他在英国的时候在那里打过很长时间的工，颇有感情。这家似乎是上海唯一的汉堡王，不知为何他却始终没有进去。后来陈峰哥哥到饭店的房间里上网，我们便出发，先去了外滩。乘地铁到河南中路站，下来往外滩方向走，人潮是越来越汹涌。我顿时想起了大二那年国庆节同蔡人焘丁铮他们去外滩的可怕经历。那一天据说要放烟火，快到外滩的时候竟然走不动了，因为人群已经江外滩沿线的多数路口，包括南京路、北京路、延安路等统统堵住了。我只记得在那些殖民地时代建筑周围的马路上，人流互相倾轧、推搡，稍不用力，便会随着人的海洋飘来荡去；看到一个老外大约从没见过这个阵势（我也是头一回），在这种“自由流动”中竟然享受般地大笑。最终我们也没能完成到达外滩那个不可能的任务。后来听说大堤上给封起来了，包括整个中山东一路都坐满了人，大家一起看国庆的礼花。而我们什么都没看见，只能依稀见到高大建筑物上反射的光芒。那还是黄金周刚刚实施的年头，国庆+礼花+外滩在我的记忆中第一次变成了那么恐怖的场景。据说后来人群散去之后，整个中山东一路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垃圾场……不过万幸这一切没有在今天重演，虽然人很多，我们依旧顺利地走出南京路，穿过地下隧道，到了外滩的大堤上，甚至还找到了边上的空隙拍下国庆黄浦江和对岸浦东的景色。于是我又听到了外滩轰鸣的汽笛声，闻到了黄浦江水咸咸的味道。我在上海最喜欢的经历就是在黄浦江边，一个人，吹浦江的风，听汽笛声，闻这咸咸的江水。无论冬夏，这总是我一个人的享受，我以为这里永远是上海最好的地方。每个人都有儿时的回忆，我的回忆便在这黄浦江边上。不过今天人委实太多，时光匆匆，我们看了一会儿，到黄浦公园转了一圈，经过外白渡桥，便离开了。陈峰似乎是个典型的摄影旅游者，拍过了就走，倒也爽快。
打的到新天地，我笑称像他这般小资情调的人不来新天地简直白来上海了。这里早已是个旅游景点，游人穿梭，不过在里面大大小小的酒吧迪厅坐下来喝杯酒的不是金领白领们便是老外。按照张其奇的说法，这里的价格太贵，不如衡山路实惠。经过那天我和张其奇去过的宝来纳，里面依旧满满的人。也许天天都是这样，但在上海，究竟有多少人能天天过一种本地薪资国际价格的生活呢。我始终不太适应风格过于吵闹的酒吧，于是不客气地请陈峰去了最安静也最便宜的星巴克。11点多，把陈峰送回酒店。说好明天我就不过来，他同他哥哥可以去浦东或者城隍庙转转。
夜晚到家，母亲早就回来了，准备好了水果和夜点。我心下一阵阵惆怅，临别时候的温馨，总是难以消受——时日无多，再如何珍惜，转瞬便会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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